“亮点”先行

　　2008年8月9日10时左右，正值北京奥运期间，负责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街道二里庄社区的监督员苑天财在巡视中发现，东直门外大街29号中国建设银行东四支行东直门外分理处东南侧门前便道出现塌陷现象。塌陷面积长达15米，最严重的地方深约40厘米左右。苑师傅迅速将此问题上报呼叫中心，并协同班长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防止危险发生。8月12日14：40市政所的工作人员将路面完全修复。

　　这是北京市东城区首创的万米单元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在实践中的一个应用例子，也是“数字城市”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业内专家指出，虽然中国的数字城市没有按照预先设计的“大而全”的框架去发展，却在两个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数字城市提供了“亮点先行”的可能。一是城市信息基础设施，随着信息产业部宽带、光纤网络的逐级深入，遍布全国各地的网络为城市信息化提供了“高速公路”;二是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随着“数字地球”概念的提出，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为主体的数字化测绘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测绘技术。

　　2005年，北京市东城区提出城市网格化管理新模式，在原有“单轴化”的管理体制基础上，创建指挥与监督既分离又统一协调的“双轴化”管理体制，实现了对城市管理流程的再造。2006年，在原建设部的推动下，网格管理迅速向全国51个城市(区)推广，各地在继承东城区的管理精髓基础上，又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了新探索，如杭州向上延伸跨越区形成全市统一平台，又如上海向下深入完善社区的各项机制。

　　网格化管理从城市化需求最迫切的地方入手，将城市管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应用的集成创新与体制改革的结合必然带来政府的管理创新。

　　除了信息化向管理体制挑战，在全国众多的城市信息化“亮点”中，人们还惊喜地发现，共享意识正慢慢深入。这些“亮点”形散神不散，经过实践历练，以公共服务为宗旨的城市信息化应用正在“共享”意识的认同下越来越近地向数字城市的精髓靠拢。

　　从东城区放大到北京市，现在，在北京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上，已经有60多个委办局的信息同时接入共享交换平台中交互贯通，这个信息交换中枢已经将资源共享演绎到市一级的大平台。

　　承继北京打破部门的条块分割的精神，上海浦东采取了中心下移和三级平台、四级派单制。浦东新区将网格化管理中心放到各个功能区域，建设6个功能区域监督(指挥)中心，街道社区再建信息化平台，形成浦东新区、功能区、社区三级平台。然后再增加一级行政效能监察督办，形成四级派单。监督员发现的问题，会先报到社区，由平台中的职能部门处理，解决不了再逐级上报，由上一级单位协调，最后由监察部门督办。

　　杭州通过实施数字城管，建起了市级指挥中心和信息中心，并建立了相应的高位协同平台，目前，杭州将173家相关单位定义为网络单位，每个单位设立终端，由各网络单位派专人负责协调工作。同时，在杭州的数字城管指挥中心，还设立了协同平台，由各职能部门派出专人进驻，当发现城市管理问题时，由市领导坐镇现场协调。

　　一位专家说，中国的数字城市仍然处于混沌时期，提不提数字城市不是问题，关键是在数字城市之下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应用。

    “舶来品”有待消化

　　加速完成城市化，又要在激烈的变革中经受住社会结构、体制变化的种种考验，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难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困境：在城市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迎接城市变革的挑战，信息化与城市化齐头并举。

　　就在中国面临双重挑战时，涵盖城市信息化所有内容的“数字城市”开始在全球兴起。1998年1月31日，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加里福尼亚科学中心所做的“数字地球—认识21世纪我们这颗星球”的演讲中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新概念。以地理空间信息为主要支撑的“数字地球”勾画出人类数字生活的美好愿景，并由此引发了世界关于“数字城市”的探讨。

　　中国的城市信息化承载着城市机制和管理方式变革的重任，而西方国家基于“后城市化”时代背景提出的“数字城市”，让中国的“数字城市”面临着中国式难题。

　　借鉴新加坡、日本等数字城市发展成熟国家的经验，我国高层主管部门也制定了数字城市整体框架，注重统一管理、统一规划，强化数字城市的顶层设计，资源共享贯穿始终。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走得通。在全国660多个城市中，尽管已有200多个城市已经或计划启动数字城市建设，由于缺乏统一标准，资源不能共享，重复建设严重。

　　参与设计数字城市整体框架的专家指出，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决定了城市信息化不宜从顶层设计入手。中国城市化还没有完成，信息化不是锦上添花的技术手段，而是城市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变革的催化剂。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进程决定了信息化必须自下而上，必须从底层出发，从信息化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入手。

　　另外，中国现阶段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也决定了推行不了大一统的框架体制。曾有专家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市的地下管网信息系统承包给当地电信去做，电信需要完整的数字地图做基础图层，于是找到当地的测绘部门。测绘部门一开口就要价240万元，少一分钱也不给，电信财大气粗，一气之下花了近300万元聘请最先进的技术公司做了一个比测绘部门还要完整的城市基础地图。

　　在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下，各部门大都抱着“小而全”的思想，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数字城市的整体框架是从大一统入手，强调在统一的基础平台上实现各部门的应用，条条林立的行政体制始终是大一统难以逾越的鸿沟。

　　中国的城市化决定了数字城市的自上而下的“一以贯之”的框架设计只能是美好的理想，无法在现实落地。经过“十五”的反思，很多城市开始弱化“数字城市”的概念，从单点应用脚踏实地地做起。

　　于是，我们看到了北京、上海以及杭州等城市“网格化”的数字城管。

    为“数字城市”把脉

　　在谈到我国数字城市建设现状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家耀详细指出了我国数字城市建设存在的六大主要问题。

　　问题一是对数字城市缺乏科学认识。一些地方以为建成了通信网络设施，就建成了数字城市，还有的认为建成了数字地图或城市三维可视化就等于建成了数字城市，或者认为各业务部门建成了各自的信息系统就建成了数字城市。

　　数字城市是一个完整的信息应用系统的体系。而很多地方对为什么建设数字城市仍缺乏明确的认识，目的性不明确，出现了许多“建”为“看”的现象，因此出现了很多花瓶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

　　问题二是缺乏长远规划和总体建设方案。调查估算，我国的数字城市建设的完成需要15到20年的时间。许多地方对数字城市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可持续发展认识不足，急于求成，盲目启动，导致数字城市建设的无序状态，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问题三是数字城市建设的实效和作用发挥不明显。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现行政府机构的传统观念（如时间限制、空间限制、暗箱操作），人们学习和生活方式的新观念尚未树立起来。其次是现行的政府机构设置不够合理，“建”与“用”两张皮。此外，数字城市作为一种全新的工作平台，对政府公务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体制要改革、机构要精简、职能要转变。

　　问题四是城市信息资源整合力度和共享程度很低。有些地方主张先建新的“信息烟囱”，后拆旧的“信息烟囱”，使得实现信息共享难上加难。此外，部门利益严重阻碍了信息共享的实现，个别掌握基础地理空间数据的业务部门甚至把掌控的这些数据作为实行行业垄断的资本，导致城市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难以进行。

　　问题五是标准和政策法规建设滞后。虽然测绘、计算机等行业已有相关的标准，但数字城市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多行业相关、多系统集成的复杂的巨系统工程，至今还没有一个能满足数字城市建设要求的、完整的标准系统。

　　问题六是对数字城市和现代服务业的内在关系缺乏全面的认识。一种认识是认为数字城市建设投入巨大，而没有产出或产出很小，因此对数字城市建设持消极、等待态度。另一种，对数字城市建设确实需要投入的一面认识不足，以为经济效益（产出）可以立竿见影，当不能很快产生经济效益时就草率收场。第三种认识是在理论和实践上，搞不清或不知如何处理数字城市与现代服务业、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没有产生很好的效果。

　　转自：中国建设报